综合考虑自然地理条件、土地资源、水资源、生态条件可以发现：资源禀赋较好、制约度最低的地区为东北地区；资源禀赋尚可、制约性不强的地区为华南、中部及西南地区；制约度较高的地区为华北地区、西藏、江苏沿江、沿海地区、南疆、蒙西地区；资源禀赋好的地区，相对比较保守和传统。总体而言，高度城镇化地区的人地矛盾尖锐。
◆生态：大水大绿大空间
国家对生态文明的重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4年制定的新型城镇化指标将建成区绿化率设定在35%以上。2017年公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除了西北部“一屏”之外，还有九条楔形绿带。然而我们通过对比基于15米精度遥感影像解译的2015年土地利用现状图，可以发现，规划中涉及到的九条楔形绿带中的大多数，在现实中基本不存在。
图6：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图（2016年—2035年）
我们的近邻——东京的经验对北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20世纪60-70年代，他们面临着跟我们如今很相似的难题。日本制定第二次首都圈基本计画的时候，整个首都圈区域生态格局规划已经失败、绿带政策失效。2007年，日本国土交通省公示的土地利用解译图也印证了绿带规划的失败，但大的山水格局得以保留。后来我们计算了东京都23区部的绿地覆盖率，只达到了10%左右，远低于当时的规划目标。然而日本的首都圈现在却建设地井井有条，这主要缘于后期生态空间的布局。所以我觉得，大水、大绿、大空间是我们做生态规划时更应关注的部分。
图7：日本国土交通省土地利用解译图（2007年）
◆文化：记得住乡愁，都市圈内文化同宗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要记得住乡愁”。所以除了通勤、人口密度之外，更多要考虑文化。我们对全国语言和方言片区进行了详细梳理，发现中国汉语方言包括官话、赣语、湘语、吴语、闽语、晋语、粤语以及平话和土话。官话方言是以北京话为基础定义的北方部分语言统称，官话方言包括北京官话、中原官话、冀鲁官话、西南官话。其中，秦岭淮河以南地区汉语方言由于地形隔绝等原因较为复杂，或存在交流上的障碍。因此，我们要通过文化来校核，保证都市圈内大家有着同宗的文化。
图8：中国汉语方言地图
◆人口：大的不够大，小的不够小
通过对201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常住人口的统计，可以发现我国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以上海、重庆、北京、天津、广州、深圳、武汉、成都、南京、杭州、西安等直辖市和大多数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及周边区域内。
人口规模呈现出大的不够大，小的不够小的尴尬现状。大的并不是说北上广这样的超大型城市，而是未来在区域中担负起网络化亚结构的组合式核心的缺失。小不是说小城镇人口规模小，而是它的发展质量很低，配套基础设施和相应资源都相对较差。
图9：201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
下左图是2015年全国区县常住人口分布情况，下右图是通过2014年新浪微博签到POI稀释后绘制的可以反映出人口密度的专题图。学者们经常用夜间灯光指数来表达人口密度或区域经济水平，实际上夜间灯光指数有着技术瓶颈，大城市区域会存在灯光指数溢出的现象，我们基于POI的绘制可以尽量避免这种溢出。
图10：2015年全国区县（市）常住人口分布图（左）
图11：新浪微博POI签到数据图（右）
◆人口：人往高处走，资源往低处走
我们通过人口增量和人口增速发现多数高增长城市中心城区周边人口有较大的增长，广州、深圳、北京、天津等城市核心地带出现负增长；东北地区大规模连绵区县出现人口负增长；中部增长快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几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如郑州、武汉、长沙、南昌。但郑州、合肥周边地区人口减少显著；增量和增速都处于较高水平的区县有鹰潭市月湖区、长沙市天心区、梧州市万秀区、蝶山区、贵阳市白云区、常州市天宁区、邯郸市复兴区、沧州市运河区、天津市津南区、沈阳市沈北新区和东陵区。
人是往高处走的，越集聚越创造财富，财富吸引更多人口集聚。2003年之前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在全国土地供应份额是下降的，人向东流动增加了东部土地需求；但是2003年之后，可能因为某些政策的引导，土地等一系列相关资源都在往西部走，造成了人往高处走，资源却往低处走的尴尬现状。
图12：2013年—2015年全国区县（市）常住人口变化
◆经济：“政商分家”VS“政商不分”
我国沿海地区城市经济较为发达，在以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南京、武汉、成都、杭州、西安等直辖市和大多数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及周边区域内经济总量高，长三角城市整体经济发展最为均衡。
凡是沿海的经济发达省份都会有一个“经济中心”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要比省会城市高。这种特征自南向北依次体现为广东的深圳和广州，福建的厦门和福州，江苏的苏州和南京，山东的青岛和济南，辽宁的大连和沈阳。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政商分家经济才能真正发展。
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凡是经济欠发达的内地省份，本省经济就会出现“省会独大”的经济现象，比如湖北的武汉，湖南的长沙，四川的成都，安徽的合肥，陕西的西安，山西的太原和河南的郑州。政商不分，政治和商业纠结在一起，这些地方的经济往往是依靠行政手段堆砌起来的。
图13：201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GDP
◆经济：北方塌陷
沿海、沿江和沿主要交通廊道的区县经济增量较大，长江经济带、京沪、京广发展轴较明显。GDP增量和增速都处于较高水平的区县多位于京津、南京、连云港、成都、武汉、长沙、郑州、合肥、贵阳、南宁等市区及周边地区。增长较少和负增长区县主要集中在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形成“北方塌陷”的态势。俗话说投资不过山海关。通过对GDP增量的对比，发现胡焕庸线发生了倾斜，形象体现出北部塌陷的现象，这个也跟近年东北人口流失直接相关。
图14：2013—2015年全国区县（市）GDP变化
◆房价：泛长三角区域整体偏高
基于2016年所有房地产中介网站挂牌数据做的区县单元小区二手房均价的统计，可以发现东部沿海区域二手房价格普遍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高值连绵区域：以京津、上海、杭州、南京、厦门、深圳、广州等东部发达城市的及周边区域。
高值点：青岛、济南、武汉、长沙、合肥、南昌、重庆、成都、昆明、南宁、乌鲁木齐等省会、副省级城市的城区。
需要特殊说明的是西藏南部地区的高房价是由于高建设成本造成的。
图15：2016年全国区县（市）二手房价
◆交通：和棋平手
目前跟国外发达国家比起来还差很多，我们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如果在我们国家来评，大家的水平差不多。但是即使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当探讨通勤问题时，45分钟通勤也好，1小时通勤也好，其实我们忽略很多问题，又理想化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忽略了拙劣的城市内部交通，可能一个小时还没出北京城。所以很多基于理想配速的可达性模型是需要现实路况校核的。
图16：交通可达性
◆制造业：棋逢对手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空间分布与人口分布之间相关性明显，胡焕庸线以东地区除了在东部沿海省份高度集聚之外，其他地区基本呈现均衡分布的格局。
资金密集型制造业：在城镇群以及主要轴带地区集聚的特征，在东部沿海、成渝、中部城镇群和沿哈大线、陇海线、长江以及沪昆线集聚分布。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在几个城镇群中集聚，三大城镇群中所占比重合计达到66.8%，长三角、珠三角呈现与其他地区三分天下的格局。
图17：2015年中国各区县制造业数量
◆制造业：星罗棋布
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制造业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山东半岛，近年来成渝、武汉、南昌等内陆城市有明显的突破。
节能环保主要集中在产品生产应用市场广泛的生态脆弱地区（阿拉善盟和大兴安岭地区等）；节能环保技术研发生产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深、成渝等经济发达地区。
生物医药产业整体布局较分散，主要从原材料地向周边区域扩散.
新能源汽车除东部沿海外，在成渝、武汉、十堰、郑州、长春较为集中。
航空航天产业并无显著的大尺度空间扩散特征，长三角内部（苏南、浙东）的集聚趋势进一步凸显。
围棋有“金角银边草肚皮”的说法，我们可以发现通过服务业可以看到四个金角基本已经定型，它们就是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现在正在崛起的成渝地区。
◆用地：“同心圆”式摸底
我们以36个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直辖市为研究对象，以他们的城市中心为圆点建立15公里、30公里、50公里和80公里的圈层，对2000年-2005年，2005年-2010年、2010年-2015年三个时间序列的建设用地增量进行计算。发现2000年-2005年阶段用地增长较多的城市有广州、深圳、厦门、杭州、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增量都在500平方公里，除天津在中心城区15km范围内增长最多外，其他多数城市新增建设用地都位于市域的中外圈，即30-50km、50-80km圈层。2005年-2010年阶段用地增长排在前五位的城市有广州、深圳、南京、重庆、上海，增量都在300平方公里左右，新增建设用地基本上均位于市域30-50km、50-80km的圈层。2010年-2015年阶段用地增长排在前六位的城市是重庆、武汉、天津、长沙、乌鲁木齐、广州，增量都在400平方公里左右，重庆、武汉和乌鲁木齐新增建设用地主要位于15-30公里范围内，其余三城市均位于最外围圈层。
图18：36个预研究城市各圈层建设用地增量
为了服务实际的投资选址，主要着眼于最近这五年，做到在关键“圈层、廊道、战略点”上布局。
图19：2000年—2015年15—30km、30-50km圈层建设用地增量（左）
图20：2010年—2015年各圈层用地增量比例（右）
◆设施服务：自下而上检验城镇体系规划
基于2016年的百度地图POI，提取出反映人类活动的六大关键词，来自上而下检验城镇体系。对一千多万的POI进行再分类，滤掉一些低等级、均质分布的设施，比如政府机关中滤掉了街道办事处；购物中心中率掉了小超市、便利店；科研教育中滤掉了很多本着就近入学原则划分学区片区的基础教育设施。
图21：1000W+的POI数据筛选分类，选择6大关键要素计算核密度
最后留下高等级的POI进行核密度的计算，综合考虑这些核密度，叠加出高等级中心地。高等级服务设施主要集中在沿主要交通廊道的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及周边区域。如长三角的上海、杭州、南京，珠三角的广州、深圳，京津冀地区的北京、天津，成渝地区的成都、重庆以及西安、郑州、武汉、长沙等城市均为高等级中心地，人类活动集中连片，辐射区域广。自下而上验证国家自上而下规划的结果，可以发现四个金角还是存在的。我们做这个梳理的目的是想把全国目前已经达到可以拓展或者可以选址布局的一些都市圈的核心地区选出来。
图22：高等级中心地
图23：都市圈核心城市发展阶段
中国都市圈的棋盘型格局
四角：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成渝
四边：中三角、厦漳泉、青岛、西安
合天下之全势：济南、郑州、武汉、合肥……
图24：中国都市圈的棋盘型格局
经济学、地理学有丰富的理论研究模型（中心边缘理论、增长极理论、中心地理论、级差地租理论、同心圆/扇形/多核理论），但都隐含着一个根本概念或假设——城市中心。
图25：城市中心模型
在传统选址研究中，往往以省政府或者市政府所在地作为城市中心。但近年，各地方政府搬迁的情况经常发生，单纯以其作为城市中心显得有些草率。这里我们做了一个创新，以POI数据为源，结合中心地理论里面的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选出购物、行政和办公三类POI进行热点测算，再把这三个热点地区交集，将其定义为城市中心。以北京市为例，通过三个热点计算，最后叠合识别的城市中心确实跟我们印象中的北京市的核心区差不太多：中间空的是紫禁城、海淀西北部、朝阳东部。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通勤等时圈模拟时，我们定义只要能到红色区域就算到达城市中心。
图26：购物、行政、办公POI热点测算、交集定义城市中心
通勤也好，交通可达性也好，实际上是从这种方法识别的城市中心为源的角度进行模拟。根据交通可达性，分别提取0.5小时、1小时、1.5小时通勤等时圈，并提取1小时等时圈所涉及的乡镇街道行政单元作为预研究范围，随后具体的典型都市圈研究都是在预研究范围内进行加减法考量的。
图27：通勤等时图
以上就是我们城市空间大数据创新实验室关于全国层面摸底、选核、定预研究范围的部分成果。在这次数据分析中，我们除了基础研究之外，还完成了数据的积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我们的目标是致力于成为地产大数据应用服务的引领者、城市规划大数据应用场景的开拓者。我们依靠专业的数据治理、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以及多年的城市研究领域的咨询经验，注重数据源基础建设，在固定数据源供给的基础上完成数据定制化、自主化获取，在大数据支撑下完成宏观、中观、微观不同空间尺度的、长时间序列的规划范式创新，打造出“规划—实施—运营—评价”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华夏幸福智库论坛由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未来城市研究院和城市规划研究院”联合发起的，跨专业、跨文化研讨城市以及城市发展等相关课题的交流活动。
第3期由城市规划研究院主办，三大智库、十位主讲嘉宾以“空间论道”为名，围绕“都市圈与城镇化”等话题进行了各自的分享与交流。
